言論縱橫:書院扛不起的DBA教育重任

擁有千年歷史的書院,在沉寂百年之後,又以山雨欲來之勢在全國各地復興。

書院被貼上“文化復興”的標籤,隨之而來的還有一系列的“傳統文化”,尤以“國學”二字為統領。

且慢!在對“書院”的夾道歡迎與集體歡呼中,大學裏MBA也傳來另一種聲音:暫不論書院能否扛起文化復興之大旗,對於書院及一切傳統,我們能否冷靜地看看它對於現代教育的意義,並批判地接納、吸收?

“博”“約”間的張力平衡

有這樣一張課表:PHD倫理學、宗教與文化、社會學、近代哲學、近代社會經濟史、儒學經典......這樣的課表出自書院?不是!其實這是一張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的研究生課表。

長期以來,書院被認為是傳授經史之學的正統,但是實際上,這早已不是它BBA的“專利”。

“今天的大學生也要學習過去留下來的一些優秀的傳統,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國學。”在思勉高研院常務副院長、華師大歷史系教授許紀霖看來,對於國學沒有必要下統一的定義,但人文需要一種“百家爭鳴”的態勢。本著這一目標,思勉高研院在設計課程時打破了學科壁壘,力圖涵蓋文學、哲學、歷史等多個學科。

“跨學科培養是高等教育的大勢所趨。”許紀霖認為,大學教育主張的“跨學科”教育與傳統書院的“通識”教育,兩者有本質不同。大學的教學目標是“准通識”。之所以加個‘准’字,就是在通識之外強調“專業”。他將“通識”與“專業”的平衡稱作“博約”——博,即廣博的知識結構,跨學科的背景;約,即一門基礎專業。大學的理想模式,就是讓博士學生在“博約”間取得張力平衡,成為擁有跨學科背景的專業人才。“顯然,書院只有‘博’,沒有‘約’,專業在當時被認為是‘工匠之學’,是遭人看不起的,但這種理念不符合當今社會對人才細分的需要。”

書院興,誤讀裹挾而來

實際上,跨學科培養也好,通識教育也罷,其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“誰來授課”。這個問題不僅擺在大學面前,也擺在了書院的面前,對後者而言甚至更為急迫。

“有沒有大師?”這是不少高校教授對書院前景提出的最大的擔憂。因為,大師的意義不僅在於支撐起書院,更在於有客觀、辯證地解讀傳統學說、著作、理念的能力,尤其在這個經史傳統浪潮興起的時刻——除去幾個比較有名的書院,各地興辦起各類書院、私塾,都打著“傳統文化”的旗號,家長們則一窩蜂地將孩子送入其中接受“薰陶”。對此,已經有教授直言:現在的“傳統文化”教育,不怕不解讀,就怕亂解讀、誤讀。

在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思和看來,對於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文化傳統,需要有真正的學者來客觀、批判地解讀,為今所用。當然,我們也不能過分沉浸在強調、推崇過去的氛圍中,這樣不利於社會的進步,也不利於培養良好的讀書風氣。陳思和說,在今天教育一體化的狀況下,民間辦書院能否真正承載傳統文化,是值得懷疑的。

書院好比“武林旁系”

坊間不少評論認為,傳統書院的興起,其實是對大學的挑戰。因此就教育功能而言,書院正是作為大學的對立面而出現的。

對於上述論調,滬上有學者作了這樣一番比喻:如果把大學比作武林正派,那麼書院就好比旁系。“民間的確不乏高手,他們去書院講學,培養一些人,這很好。可是這畢竟只是少數人,違背‘普及教育’的理念。”

在接受記者採訪時,不少大學教授談及“書院”時的態度竟出奇一致:書院之于大學,頂多作一些彌補。現代教育不可能靠書院,大學必然是教育的主體力量。更有學者提出,眼下高等教育的問題並非是“書院出現了大學沒有的東西”,而是大學本身有需要改變的地方。比如,老師“放羊”,師生間沒有學術交流的氛圍等等。誠然,良好的師生關係曾是書院引以為傲的,但大學也並非沒有師生互動的先例,只是現在有些變質、缺失。

書院的歸來,流淌著璀璨的傳統文化,夾帶著“私學傳統”微弱的脈搏。儘管它被教授們歸於“中國教育體制外的補充”,但學界的仁人志士們也看到:聊勝於無。書院不僅對現代大學教育有所啟示,也載滿了人們對於傳統文化復興的期待和盼望。